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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盲目囤药，不如多“囤”免疫力******

　　近期，许多人都在囤药备战奥密克戎。有人因买不到药而焦虑，有人因逼近“决赛圈”而紧张，甚至有人开始提早吃药预防。在昨晚上海市卫健委、市科委、市健康促进委办公室主办的“新冠防疫大咖说”系列直播活动中，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肺病科主任张炜表示，所谓“上工治未病”，与其盲目囤药，不如多“囤”免疫力，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有度、情志畅达”，这对每个人都是切实可行的方法。

　　这波疫情有新特点，分清“风寒”与“风热”很重要

　　从中医角度看，新冠病毒属于疫病的范畴。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中医中药治疗疫病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历史就是与疫病斗争的历史。

　　中医讲求辨证论治，所谓辨证，就是分析、辨认疾病证候，即疾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中医治疗新冠病毒感染，针对的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患者表现出的证候。2020年至今，张炜一直在救治一线参与查房。据他观察，眼下这波疫情患者的证候特点的确有些变化：上半年以风、热、毒为主，现在相当部分患者都有风寒束表、外寒内热的表现，也就是所说的怕冷等症状。

　　张炜强调，此轮疫情，患者主要表现为恶寒、发热、咳嗽。因此在中医治疗上，一定要先分清“风寒”与“风热”。风寒患者以怕冷为主，常伴有流清鼻涕、咽痒等症状，恶寒患者可通过发汗带走邪气。而风热患者发热较重，可伴有流脓涕、咽痛等症状。在临床治疗上，一定要辨别准确，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事实上，患者反映较多的浑身酸痛、喉咙痛、头痛、咳嗽等都是寒邪的表现。比如许多网友说的“吞刀片”，这是因为肺外开窍于鼻、内开窍于咽，肺邪拥堵在咽喉，就会表现为明显的喉咙痛。而头痛也在于寒邪外达、风寒束表，肌肉酸痛也是寒化证的明显表现。

　　针对热议的“感染后可否洗头洗澡”，张炜表示，中医讲究瘥后防复，包括防食复、防劳复、防药复、防病复。具体来说当身体发汗热度褪去后，毛孔处于张开状态，这时外邪易侵入体内，若再遭风寒疾病则可能加重。

　　药食同源，葱姜水、炖雪梨、蒸橙子都有辅助功效

　　中医疫病理论的核心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关键在于扶正祛邪。所谓扶正，就是调节机体，提高自身免疫力。为此，今年上半年上海出台的新冠病毒预防方案中就包括曙光医院研制的代茶饮。作为一种预防手段，“曙光防疫强身饮”由黄芪、金银花、干芦根、广藿香、紫苏叶五种中药材配伍而成，最多的时候每天的开方量达3000多副。不过，对于儿童、孕妇等特殊人群，能否服用代茶饮，还需具体咨询医生。

　　既然中药可起到辅助预防的效果，一些尚未感染、逼近“决赛圈”的人们可否通过提前服药来预防感染呢？对此张炜表示，中药讲求辨证治疗，对付新冠，主要从风、热、毒、淤、虚这五点切入。在人体无证的情况下提前用药，不仅疗效不明，甚至会得不偿失。因为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感染新冠病毒后，有人表现为风寒，有人表现为风热，在感染之前，不可能预知每个人具体属于哪一种。

　　如果已经感染，家中又没有合适的中药材，则可通过一些药食同源的替代方法进行辅助治疗。比如葱姜红糖水，可用于早期的畏寒发汗，这个阶段，刮痧、暖腹、喝热粥都有助于缩短病程，让人舒适。炖雪梨、蒸橙子等食疗也可起到润肺功效，但应避免桔子、榴莲、芒果等燥热水果。保持肺部湿润、增加纤毛抖动，更容易排毒，从而增强自身免疫力。

　　积极提升免疫力，用平和心态看待新冠，重视但不恐慌

　　从西医角度看，核酸或抗原由阳转阴，则代表患者基本康复，即所谓的“阳康”。而从中医角度看，一些人核酸转阴后，仍伴随疲劳气短、腰酸出汗等症状。张炜说，处于康复期的人们可通过中医调理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即瘥后防复。比如，疲劳气短是气虚的表现，可通过人参、黄芪扶正补气，腰酸出汗的人群可服用六味地黄丸等补肾益气。

　　同时，一些遗留的呼吸道症状也要抓紧治愈，不要拖成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张炜提醒“阳康”们，尽管短期内二次感染的比例非常低，但若免疫力低下仍存在再次感染的可能。康复后的两个月之内，普通感冒也要当心。

　　张炜建议，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在积极治疗心、脑、肾等基础疾病的同时，可通过八段锦、太极拳等中低强度的锻炼，帮助尽早恢复。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纳入“乙类乙管”，张炜希望大家用平和心态看待新冠，要重视但不要恐慌和紧张，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有度、情志畅达，以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面对新冠病毒的常态化管理。(记者 任荃)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