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圆舞曲传统与艺术创新******
作者:王纪宴(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人们熟悉的“金色大厅”奏响,并向全世界90多个国家转播。担任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奥地利指挥家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是继2011年和2013年之后第三次担任新年音乐会指挥。这一次,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对音乐会的曲目进行了一次力度空前的拓展:节目单上不包括返场加演曲的15首乐曲中,有13首是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演奏。这样的创新之举,是否能够让这个在全球有着广泛影响的艺术盛事获得新的活力?
约翰·施特劳斯画像 资料图片
Ⅰ.传统的确立
“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魅力和人气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演奏施特劳斯的音乐是这个乐团的传统之一,可以一直追溯至‘圆舞曲之王’本人。但历史事实并不能印证这一点。”这是曾于1997年至2014年担任乐团主席的小提琴家克莱门斯·赫尔斯伯格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一文中写下的。作为集作曲与指挥于一身的最忙碌的施特劳斯家族成员,约翰·施特劳斯的演出主要是指挥他自己的乐团。事实上,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不少创始成员也是在约翰·施特劳斯乐团中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据约翰·施特劳斯的三弟爱德华在1886年统计,维也纳爱乐乐团中有施特劳斯乐团工作背景的不少于27位),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节目单中并没有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其他任何作品。其原因是,音乐家们担心这些轻松娱乐舞曲会拉低爱乐音乐会的艺术高度和社会地位。尽管从同时代最“严肃”的作曲家瓦格纳、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到以挑剔著称的音乐评论家汉斯立克,对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均有高度称赞,但观念中的等级差别仍构成一道艺术屏障。
转变发生在1873年4月22日,在歌剧院舞会(举办地并非宫廷歌剧院,而是“金色大厅”)上,继奥托·德索夫指挥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邀舞》之后,约翰·施特劳斯登台,以他的“标志性”指挥风格——边演奏小提琴边指挥——完成了他的新作《维也纳气质》圆舞曲的世界首演,也标志着“圆舞曲之王”与宫廷歌剧院乐团即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严肃音乐家”们历史性的首次联袂。同年11月4日,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期间,二者再次合作,这一次,约翰·施特劳斯指挥了他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的乐曲以及他自己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1894年10月15日,庆祝约翰·施特劳斯作为指挥家首次登台5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在“金色大厅”举行。这一次,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整场音乐会上演奏的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成为新年音乐会的先声。
1925年10月举行的约翰·施特劳斯诞辰百年纪念,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克里斯托弗·瓦格纳-特伦克维茨在《一种声音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简史》中写道:“实际上举办于盛夏时节:1929年8月11日,年轻的国家歌剧院总监克莱门斯·克劳斯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指挥了一场曲目为清一色施特劳斯作品的音乐会。而在十年后,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成为每年举行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音乐会的诞生之日,仍由克劳斯指挥,作为新旧之年交替的标志。”1939年12月31日的第一届新年音乐会,以《晨报》圆舞曲作为开场曲,10首乐曲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如今每年作为压轴曲目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和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都没有出现在曲目中。然而,对于新年音乐会传统的确立而言,这却是堪称古典音乐当代奇观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关键的起点。
绘画作品《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乐团》 资料图片
Ⅱ.“纪念品音乐”?
构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传统的核心因素首先而且始终是曲目——“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父兄以及他们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圆舞曲、波尔卡、进行曲、轻歌剧序曲等。年复一年,尽管曲目搭配会呈现出微妙变化——纪念性元素、指挥家的文化背景和个人喜好都会成为影响曲目选择的因素,但两位约翰·施特劳斯以及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这父子四人的作品作为每年的曲目主体,形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风格。这些维也纳地方风味浓郁的音乐,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中焕发出独特魅力,使得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全世界无数同类演出中独领风骚,无可替代。然而,近年来,尽管新年音乐会的电视直播国家一直在稳定增加,但与“极致视听盛宴”的赞誉相伴,怀疑的声音也不时出现:以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为代表的轻松舞曲音乐,是否具有足够的艺术含量值得全世界亿万人年复一年地在新年第一天专注期待?人们是为了音乐而听,还是为享受一种被定位为优雅新年仪式的活动?是否如钢琴家弗里德里希·古尔达所怀疑的,很多人其实是为了“一些人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且能够使自己加入某种有档次的习惯中”?就像世界各国的游客在维也纳一定要到城市公园内约翰·施特劳斯镀金雕像前“打卡”留念一样。
在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于2013年第二度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时,英国《留声机》杂志作者菲利普·克拉克与这位指挥家有一篇题为《圆舞曲回到未来》的深度访谈,刊发于《留声机》2013年1月号。其中谈及圆舞曲的“不确定地位”,也就是说,像《蓝色多瑙河》这样的音乐,究竟是实用性音乐,还是“艺术音乐”?在威尔泽-莫斯特看来,“奥地利圆舞曲并不仅仅是欢快的舞曲,其中有深度和忧郁,人们需要感受到这一点。你看,我们距离波西米亚很近,波西米亚民间音乐总是充满渴望和思乡之情。”即使是最热爱圆舞曲的人也并不会认为一首施特劳斯圆舞曲能够拥有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和马勒交响曲的精神高度,圆舞曲这种体裁本身限制了艺术表现的多面性。然而,这不影响最好的圆舞曲可以成为丰富而深刻的艺术杰作。
当电影《2001太空漫游》以“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为伴随航天器驶向太空站和月球的音乐时,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接受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这种做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音乐会让人联想到酒店舞厅乐队或维也纳轻歌剧,从而让观众的注意力脱离太空。对此,库布里克的解释是:“很难找到另外一首比《蓝色多瑙河》更能表现旋转运动的崇高感的优美乐曲。”他认为,约翰·施特劳斯音乐中内在的复杂舞蹈律动,与太空站的优雅运动有着奇妙的契合。在这样的语境中,这首著名的圆舞曲脱离与舞蹈、与河流的联系,而具有了新的意蕴和美。《2001太空漫游》在音乐运用上遇到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蓝色多瑙河》等维也纳舞曲音乐在不同受众群中得到的不同评价,以及在音乐史家中和学术研究领域引发的争议。
《浪漫一代》(查尔斯·罗森著) 资料图片
音乐学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他的《音乐中的伟大性》一书中写道:“总有一天,约翰·施特劳斯会成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但不是‘不朽的’。”漫步在维也纳街头的游客时常会遇到推销约翰·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票的人,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确实在很多时候被视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所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将这样的音乐界定为不具有音乐“伟大性”的艺术,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威尔第不可同日而语。《古典风格》的作者、博学的学者、钢琴家查尔斯·罗森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论著《浪漫一代》中,将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与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和格什温的百老汇音乐喜剧一起归入通俗艺术,但同时强调它们都属于“伟大的通俗艺术”。当通俗艺术得以跻身于“伟大”行列时,其艺术魅力和价值使得无数平庸的“高雅艺术”作品相形见绌。
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等大量作品经常是以类似家庭作坊的方式快速谱写上演的,有时乐谱的墨迹未干,就由专人飞快地送至演出场所。有不少作品,甚至其中也包括《蓝色多瑙河》的旋律,都会作为素材循环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大量雷同和艺术质量不高的作品。然而,不仅是施特劳斯家族,还包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的其他作曲家,如兰纳、齐雷尔、苏佩、雷哈尔等,他们的圆舞曲、进行曲、轻歌剧序曲和选曲、波尔卡和加洛普舞曲等,虽然不像交响乐那样宏大和深刻,但其中的经典之作,也当得起老一辈指挥家埃里希·克莱伯给予它们的赞誉——“小型交响诗”。就旋律天赋而言,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二弟约瑟夫·施特劳斯真正无愧于伟大作曲家的称号。对他们的旋律之美,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等“严肃”作曲家均有过由衷赞美。而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脍炙人口的圆舞曲旋律,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借自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神秘动力》圆舞曲,斯特拉文斯基也从维也纳舞曲中借了一段,他的舞剧音乐《彼得鲁什卡》中一个极为悦耳的旋律,来自约瑟夫·兰纳的《施蒂利亚舞曲》,属于“完整借用”。
这些作品之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不能登大雅之堂,除了它们脱胎于伴舞音乐这一事实,还与创作技法相关。奥地利学者马塞尔·普拉维在他的《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中文节译本名为《圆舞曲之王》)中指出:“约翰·施特劳斯是美妙旋律的创作者——可是他从未试图对主题进行戏剧加工。”我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到这些乐曲由完整编制的交响乐团演奏,但它们并不是以交响化原则发展主题的音乐,而是大部分时候将一段又一段旋律加以衔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认为“舒伯特钢琴奏鸣曲中的丰富旋律妨碍了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在维也纳舞曲音乐中,也没有对主题的“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然而交响化原则、主题发展并非决定音乐是否具有“伟大性”和成为经典的唯一标准。维也纳风味音乐中那些让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辞旧迎新气氛的圆舞曲、波尔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由那些更具有“伟大性”的作品替代。法国作曲家柏辽兹著名的《幻想交响曲》第二乐章也是圆舞曲,标题为《在舞会上》,作为交响音乐篇章备受欢迎,而且,按照弗朗茨·恩德勒在《维也纳音乐史话》一书中的讲述,柏辽兹是位真正的维也纳迷,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热情追随者,并将与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友情延续至约翰·施特劳斯,然而,《幻想交响曲》中的圆舞曲让“维也纳人听来不敢恭维”。
《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马塞尔·普拉维著) 资料图片
诺伯特·林克在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的《约翰·施特劳斯》中说,“约翰·施特劳斯的天赋让全世界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随时踏进音乐的殿堂”,可谓一语中的。这正如库尔特·霍诺尔卡关于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所写的——“伟大的艺术和通俗性如此自然地携手走到了一起”。
Ⅲ.“第二拍现象”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还体现在演奏本身所具有的某些鲜明特征,如著名的“第二拍现象”,这就是普拉维在《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一书中所描述的圆舞曲的“奥地利式轻松和优美”。也就是说,在初听之下似乎一成不变的“嘭—嚓—嚓”基本节奏中,第二拍总是会稍稍提前到来,造成“抢拍”,而第三拍则相应地听起来往后拖延。威尔泽-莫斯特称这种“第二拍现象”为维也纳圆舞曲的最奇特的传统。圆舞曲的任何一次成功演奏都取决于指挥如何让音乐随摇曳的拍子自由前行。在《蓝色多瑙河》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这样的圆舞曲中,每一首小圆舞曲均通过优美的转调与之后的小圆舞曲衔接,如同大自然中光与影的奇妙变幻,每一首小圆舞曲开始,意味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第二拍。这是维也纳圆舞曲无穷魅力的源泉之一,是根植于维也纳爱乐乐团每一位演奏家内心的艺术直觉,是任何一位站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台上的指挥家都不可能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因为那将构成对传统的亵渎和冒犯。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演奏圆舞曲的“第二拍现象”属于维也纳爱乐乐团著名的“自动驾驶”模式的组成因素,也就是说,第二拍的奏法不需要指挥要求。但威尔泽-莫斯特在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的6首圆舞曲,显示出他对“第二拍现象”的有意识关注,并使音乐具有了一定的新颖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与熟练的重复演奏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
比利时古钢琴演奏家和指挥家、当代古乐运动的杰出倡导者之一约斯·范·伊莫希尔本着“追根溯源,还原本真”的宗旨,指挥他创建的“永恒生命”古乐团录制了一套约翰·施特劳斯作品专辑,深得好评。在他看来,所谓“第二拍现象”,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作品的传统一样,本身也经历了历史变化。他写道:“1929年,克莱门斯·克劳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晨报》圆舞曲在曲目中,乐团作为整体听起来像羽毛般透亮而轻盈,低音线条推动音乐前行,弦乐几乎不用揉弦演奏,像是室内乐重奏……序奏部只是比圆舞曲本身速度略慢,后者给人一种加速感。有时但并不常见,第二拍拉长,然后保持几小节……1980年,洛林·马泽尔指挥同一乐团演奏《晨报》圆舞曲。但如果这确实是51年后的同一个乐团,那么团员中最年轻的人也大概75岁了,而最年长者在115岁上下……此时的风格反映了另一个时代。拉长第二拍的观念如今已变为准则,圆舞曲开始得更加缓慢。”
英国乐评家理查德·奥斯本将维也纳爱乐乐团所代表的音乐传统与全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到了2142年,我们周围不再有人按照布鲁克纳交响曲诞生之初的方式演奏它们,不再年复一年地在新年音乐会上向全世界问候“新年快乐”,不在听众的掌声中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那才是悲剧,“谢天谢地!这种美好一直持续着”。然而,传统的守望之外,创新也始终存在。2023年的15首正式曲目中,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奏响的曲目居然多达13首,这是在曲目拓展方面前所未有的壮举。无论是作为开场曲的爱德华·施特劳斯的《谁来跳舞?》快速波尔卡,还是之后约瑟夫·施特劳斯的《英雄诗篇》和《金翅雀》圆舞曲,都是让听众倍感新颖的乐曲。即使两首曾经出现于往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节目单上的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也不是像《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或《天体的音乐》那样为人们熟悉,《快乐的勇气》波尔卡在45年前的1977年新年音乐会上由博斯科夫斯基指挥演奏过,节目单上的最后一首曲目(在返场加演曲目之前)《水彩画》圆舞曲,演出相对较多,包括1966年(博斯科夫斯基指挥)、1983年(马泽尔指挥)、1991年(阿巴多指挥)和2002年(小泽征尔指挥),1991年新年音乐会为这首圆舞曲所配的以画家在雪地作画为内容的浪漫芭蕾,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在一场音乐会上集中首演新作的做法,也是一种来自施特劳斯家族的风格,本身也构成一种传统——创新的传统。
成立于2004年的维也纳女童合唱团首次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舞台,与维也纳男童合唱团一同演唱,这也是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创新之一。邀请女性指挥家担任新年音乐会的指挥,也开始作为话题被谈及。如何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自己的理念和方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探索。因为,正如维也纳爱乐乐团主席丹尼尔·弗罗绍尔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毕竟我们不想成为有一天灭绝的恐龙”。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3版)
东西问丨周剑:从北京冬奥会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国家如何讲好体育故事?******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在即,今年全球体坛又一盛会将在亚洲呈现。体育是超越文明和国界的人类共同语言,从北京冬奥会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国家如何讲好全球体育故事?卡塔尔世界杯上有哪些中国元素?大型体育赛事如何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新社“东西问”栏目就此独家专访中国驻卡塔尔大使周剑。
视频:【东西问】周剑:从北京冬奥会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国家如何讲好体育故事?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卡塔尔世界杯“中国元素”极为突出
中新社记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节日,您如何看待本次世界杯和其中体现的中国元素?
周剑:卡塔尔世界杯上的中国元素和中国贡献极为突出。中国铁建承建的卢赛尔体育场成为卡塔尔地标性建筑,中国电建承建的太阳能光伏项目为世界杯源源不断地输送绿色能源,1500台宇通新能源客车为各国球迷提供高效绿色通行。产自中国的足球周边、饰品、纪念品装点了大街小巷,给卡塔尔披上一身节日盛装。
引人注目的是,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在世界杯前抵达,成为增进中卡友谊的使者。可以说,中国元素为卡塔尔世界杯作出了重要贡献,加深了中卡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夯实了两国合作的民意基础,为中卡关系大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中新社记者:中卡体育领域交流合作已久,今年初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表示愿同中方加强体育等人文领域合作。中卡两国有何共通的体育基因?依托“后冬奥”合作和本届杯赛,两国还能在哪些方面开展合作?
周剑:体育交流是中卡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人民都热爱运动,两国都积极承办大型体育赛事,具有开展体育合作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面对一些势力对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的攻击抹黑,中卡两国相互支持、相互声援。今后我们也将共同反对体育领域的“有色眼镜”和双重标准,将体育无国界的精神发扬光大。
明年亚运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2030年亚运会也将落户卡塔尔,相信今后我们还将继续举办更多重大体育赛事,双方可在赛事申办、组织、筹备、安保、宣传等领域加强相互支持与合作。
双方还可在人员互访、运动员培训、产业运作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许多中国籍乒乓球教练在卡塔尔国家队执教,为卡乒乓球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卡塔尔在足球青训、球员归化、国家队建设、联赛运营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和独特做法,中方愿在足球领域同卡塔尔开展交流合作。
体坛进入“亚洲时刻”,要展现亚洲风采
中新社记者:这是男足世界杯史上第二次来到亚洲国家,让世界更加了解这颗“波斯湾明珠”。除赛事外,本届世界杯独特文化也引人关注。如何看待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在文明互鉴方面扮演的角色?您希望中国球迷体验到一届什么样的足球世界杯?
周剑:体育是超越文明和国界的人类共同语言,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到团结的旗帜下,为着共同的目标不懈奋斗。大型体育赛事是人类追求自我超越的竞技场,是不同国家民族展现自身文化的大舞台,也是各国人民民心相通最直接、最广泛、最富有激情的媒介。
通过参与一届大型体育赛事,我们不仅能体会竞技体育之美,也能了解一条发展道路,欣赏一种文明形态,品味一种生活方式,分享一份真情实感,更加深刻地感悟尊重与交流的价值,这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应有之义。
今年初,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卡塔尔世界杯也将盛大开幕。我相信,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的成功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团结的胜利,将为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发挥重要作用,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擎起团结与合作的火炬。
我也希望中国球迷通过本届世界杯,了解历史悠久的阿拉伯文明,感受海湾地区的独特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以及自由奔放的阿拉伯足球风格。
中新社记者: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作为今年世界体坛两次盛会,均由亚洲国家主办。您认为面向世界,亚洲国家如何共同讲好体育故事?
周剑:近年来越来越多重量级体育赛事在亚洲举办,世界体坛进入“亚洲时刻”,这反映出亚洲正在成为发展与合作的高地,以更加昂扬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发出亚洲声音。亚洲国家要以世界杯、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为契机,积极讲好亚洲故事,展现亚洲风采。
我们要讲好亚洲热爱和平的故事。亚洲文明素有以和为贵的传统,我们将以体育为契机,增进友谊、消除隔阂,坚持各国和睦相处、真诚相待,支持彼此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霸凌行径,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我们要讲好亚洲携手发展的故事。亚洲复兴繁荣的洪流正奔涌而出,我们将以体育为平台,坚持开放包容,锚定发展振兴,加强互利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反对“脱钩断链”,促进经济融合发展,让亚洲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
我们要讲好亚洲包容相亲的故事。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我们要以体育为桥梁,加强包容互鉴,弘扬亚洲价值观,反对将体育问题政治化,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制造分裂对抗,反对对非西方文明的歪曲和抹黑,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卡塔尔收到“大礼”,大熊猫“驻外”适应得很好
中新社记者:本届世界杯决赛场地卢赛尔体育场由中国企业建造,这座场馆何以成为“中国建造”的一张海外名片?
周剑:卢赛尔体育场大放异彩,成为“中国建造”在卡塔尔乃至中东地区的标志性项目。
卢赛尔体育场将举办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和闭幕式等重大活动,见证捧起大力神杯的历史性时刻。可以说,它是卡塔尔世界杯最重要的场馆,是卡塔尔的“鸟巢”,其顺利竣工是中国为卡塔尔世界杯献上的“中国大礼”,彰显了中国对世界杯成功举办的坚定支持。
承建卢赛尔体育场是中国企业首次以总承包身份参与世界杯体育场建设,实现了高水平设计和高质量建设的完美融合,是中卡务实合作中份量最重、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项目,为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树立了典范。
卢赛尔体育场去年就登上了新发行的10卡塔尔里亚尔纸币。此外,卡塔尔中央银行11月9日推出卡塔尔世界杯特别版纪念钞,卢赛尔体育场再次登上这套货币,足以显示卡塔尔对卢赛尔体育场的高度认可。
中新社记者: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两只大熊猫“京京”和“四海”抵达多哈。中卡大熊猫合作研究有何特殊意义?“京京”和“四海”“驻外”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能否分享一些趣事?
周剑: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已于10月19日抵达多哈,这是中卡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中卡大熊猫合作研究是习近平主席与塔米姆埃米尔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海湾地区首个此类合作项目,展现了两国元首对中卡关系的高度重视。
大熊猫是中国国宝,抵卡之际正值卡塔尔世界杯举办前夕,承载着中国人民对世界杯的美好祝福,为世界杯成功举办增添了中国元素。大熊猫的到来必将加深两国人民的真挚情谊,成为中卡友谊新标识。
据我所知,它们适应得很好。“京京”性格偏外向,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环境。“四海”性格偏内向,适应程度也已达到80%至90%。完成21天的隔离检疫之后,两只熊猫已于11月9日开始到外展厅适应环境,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京京”特别喜欢新家的水池,“四海”喜欢新家的大树。
有趣的是,它们虽然已经“驻外”了,但却还是只认四川口音。饲养员用普通话叫它们的名字,它们不理不睬,而用四川乡音一声呼叫,就听话地跑过来。卡塔尔工作人员在照顾好熊猫饮食起居的同时,还在努力学习四川话。我想,这也是大熊猫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佐证之一。
中卡要做民心相通的好榜样
中新社记者:明年中国和卡塔尔将迎来建交35周年,双方应如何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与“2030国家愿景”对接,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卡共建命运共同体,对地区和全球有何意义?
周剑:未来五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也是卡塔尔推动实现“2030国家愿景”的重要阶段。我们要以明年中卡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卡关系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
我们要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兄弟。政治互信始终是中卡战略伙伴关系的鲜明底色。我们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支持彼此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我们要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中卡产业资源互补、发展理念相近、利益融合紧密,我们要加快全球发展倡议在卡塔尔落地,构筑长期稳定的中卡能源伙伴关系,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兴业,欢迎卡方加大对华投资。
我们要做包容互鉴、民心相通的好榜样。中方愿同卡方共同努力,扩大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合作,为中卡文化合作打造新平台。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我相信,中卡共建命运共同体必将为饱受战火袭扰的中东地区和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必将鼓舞国际社会携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受访者简介:
周剑,1968年生,河南固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199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外交部亚洲司科员、三秘,中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三秘、二秘,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二秘、副处长,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参赞兼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巡视员,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2019年7月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卡塔尔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中新社记者:邢翀)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1分快3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