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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提出军队改革新计划******

提升整体作战能力应对北约安全威胁

俄罗斯提出军队改革新计划

图②：挂载“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的俄米格-31K战机。资料图片

　　不久前，俄罗斯国防部召开年度扩大会议，总结了2022年俄武装力量的建设成果以及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针对俄军在俄乌冲突中暴露出的建设短板和能力弱项，会议提出下一步军队改革调整新计划，以提升俄军整体作战能力，确保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有效应对北约安全威胁。

　　巩固核力量确保对北约战略威慑

　　在常规力量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核力量成为俄保持对美、北约战略均势的重要砝码。

　　2022年，尽管在乌克兰方向投入大量军事资源，俄仍保持对“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投入力度，将核武器这一国家安全柱石的现代化率提升至91.3%。这一年，首架图-160M战略轰炸机交付空天军，955A型战略核潜艇“苏沃洛夫大元帅”号入列北方舰队，“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也正式进入战斗值班序列。此外，俄还丰富拓展以高超声速武器为代表的非核遏制力量，将其作为核遏制的有效补充手段，以实现“核常并重”的双重遏制战略效果。

　　俄乌冲突期间，面对整个“西方集体”对俄实施的全手段综合施压，俄罗斯一方面通过核演习展示核实力、提升核力量战备等级、警告“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核战”等方式，高调发出核威慑信号；另一方面在实战中以战略轰炸机发射巡航导弹、多次使用“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等方式显示决心和实力，慑止北约直接军事介入冲动。按计划，俄将继续保持“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建设力度，将其作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战略平衡的重要保障，确保对北约进行有效战略威慑。

　　重建以陆军为核心的联合作战体制

　　俄乌冲突让俄罗斯充分认识到，陆地战场的胜负仍是左右战争结局的关键。

　　冲突伊始，俄军试图依靠以营级战术群为核心的多域联合作战行动达成作战目的，但面对拥有北约作战保障体系赋能的乌军，俄军营级战术群作战自持力不强、保障力不足等弱点相继暴露。此外，俄军联合作战能力有限，在乌东陆战场，受多重因素影响，俄各军种、各部队无法进行高效联合。

　　据报道，为理顺陆战场作战指挥关系，俄军计划重建以陆军为核心的联合作战体制，使部队在战术战役层面实现战场指挥权的高度统一，从而通过发挥俄军传统大兵团作战优势取得战场主动权。一是推动旅改师进程。旅机动灵活，但编制员额较小、力量有限，无法有效应对持久高强度消耗战。俄军有意恢复师团制，除打算将7个摩步旅扩编为摩步师并新组建3个摩步师外，空降兵也将增加2个空降突击师编制，同时还计划在现有海军陆战旅基础上组建5个海军陆战师。二是为各集团军配属空天军作战力量。俄乌冲突中，俄空天军出动架次过少、精确打击效果欠佳、与陆军协同程度有限。为此，俄准备给每个集团军配属1个混成航空兵师和1个陆航旅，确保实施空地一体作战。三是优化西部战略方向兵力部署。为应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可能出现的新威胁，俄军计划新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新军区，西部军区可能专门应对乌克兰方向威胁。

　　转变思路大幅增加军队员额

　　近年来，俄军推进的“新面貌”军事改革，核心是将大战动员型军队转变为常备机动型军队，以精干常备部队打赢未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为此，俄通过裁军将军队员额压减至约100万。但俄国土面积1700多万平方千米，横跨11个时区，百万常备部队勉强能够执行国土机动防御和境外驻军任务，加之面对北约东扩压力、高加索地区动荡、美亚太盟友领土声索等现实安全威胁，俄军兵力不足问题不断凸显。

　　在俄乌冲突中，俄军难以同时在多个方向上完成作战任务。实践表明，精干型军队难以满足高强度对抗消耗战需求，俄军遂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幅扩充军队员额。

　　一是扩大武装力量规模。2022年8月，俄总统普京签署命令，从2023年1月1日起，俄武装力量员额增加13.7万，达到115万。此次俄国防部扩大会议上，俄再次宣布扩军，计划将俄军人数增至150万。其中，合同兵将增加至69.5万，与当前数量相比几乎翻了一番。二是调整征兵政策。公民应征年龄下限从18岁提高到21岁、上限从27岁提高到30岁。公民可根据意愿，从入伍第一天起就按照合同制服兵役。三是完善国防动员体系。针对此前局部动员中出现的征召不符合条件人员入伍、装备物资缺乏等问题，俄计划通过改进兵役征召体系、完善装备物资储备体系等措施，确保征召入伍人员与作战任务需求相匹配，并尽快形成战斗力。

　　加快弥补信息化能力不足等短板

　　当前，俄军信息化作战能力不足，导致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仍沿袭机械化战争传统战法。

　　对此，俄军在积极调整战略战术、力求步步为营的同时，也在加快弥补自身短板弱项，重点提升信息化作战能力。一是提升指挥和通信系统的信息化水平。拓展指挥自动化系统的覆盖范围，优先为营以下作战分队配备指挥自动化系统终端和新一代数字电台；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作战体系效能。二是提升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主要是将无人机配备到班、排作战单元，并将之整合于统一的战场侦察网络，通过保密信道实时传送信息，从而大幅度提升“侦察-打击”回路效能。三是加快发展无人机等智能作战装备，重点发展战略无人机、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扩大精确制导弹药，特别是精确制导炮弹的生产。

　　此外，针对前期作战和动员过程中俄军后装保障方面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俄强调发挥军事工业委员会作用，集中力量保障特别军事行动的物资技术需求。在此基础上，坚持“战场无小事”原则，确保为部队配备先进的医疗包、防弹衣等装备。同时，进一步优化“外包式”后装保障结构，提高军队自身“伴随式”装备维修保障能力，恢复各级部队的修理分队编制，确保保障能力适应战场需要。

　　（作者：代勋勋，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中国人的“文化获得感”从何而来？******

　　中新社北京10月15日电题：中国人的“文化获得感”从何而来？

　　——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

　　中新社记者王诗尧

　　北京冬奥会上，倾注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创意惊艳世界；节假日里，身穿汉服的年轻人们洋溢着笑脸，为街头增添一抹亮色；网络直播间中，“乡土艺术家”透过一部手机将家乡的非遗绝活，向千里之外的网友展示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十年间人们以古为新，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不断融入新时代的发展潮流，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带给国人源源不断的文化获得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近年来的“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诗词热”，都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标识，让年轻人对中华文化产生更深入了解的冲动，满足自己与民族历史亲密接触的强烈愿望。

　　十年间，国家对文化事业始终高度重视，并提供大量支持，向中国民众分享文化发展成果，为人们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素质提供良好条件。

　　十年来，中国新增15项世界遗产，6个项目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名录、名册，6项文献遗产列入《世界记忆名录》，15处地质公园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张颐武指出，近十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提升非常显著，包括传统文化精神深入人心，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增强等。

　　过去十年间，随着新国潮的兴起发展，年轻人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愈加紧密。故宫变身为新晋网红打卡地，文具、食品、服饰等文创产品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传统戏曲通过互联网的传播焕发了新机……

资料图：故宫博物院内太和殿与水中倒影形成“镜像”。中新社记者侯宇摄

　　在张颐武看来，“新国潮”为文化提供新的可能性，最终也会成为优质的文化资源。他强调：“国潮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阶段。国潮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宝贵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变成新时代的新东西，也就是以古为新。这样，我们民族的深厚根基才能够不断在老干上开新枝。”

　　十年来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更大大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中文热”席卷全球，努力学说中文的海外学子遍布世界各地。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阅读中文小说、观看中国影视剧等，他们学习热情高涨，令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受众群体持续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发展的成就不仅仅局限于城市之中，而是在十年间遍及城乡。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谈及乡村文明之于中华文明的特殊意义。他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向乡村延伸，扩大乡村文化惠民工程覆盖面。不论是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文化都具有引领作用。文化之于广大乡村，既有产业以及物质层面的帮扶和支持，亦有精神上的赋能。

　　“乡村振兴与文化发展是互相扶持、互相支撑的关系。乡村振兴让中国农村焕发活力，让我们的乡愁有归宿；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同时，乡村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张颐武如是说。(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蒋启明摄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化奠定了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基石。您认为国人的文化自信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十年来又有哪些提升？

　　张颐武：中华文化既开放又能保持主体性，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家园，也是文化传承积淀、提供民族主心骨的力量。

　　近十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提升有非常重大的进展，包括传统文化精神深入人心，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增强等。

　　这些年来，我们经历了建党百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抗战胜利7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都提振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凝聚力，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尊重、关爱。每个中国人都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也让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得到了提升。

　　中新社记者：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到“让文物活起来”；从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法律法规的完善，到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的健全。十年间，中国普通百姓从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有什么切实的“获得感”？

　　张颐武：国家对文化事业高度重视，并提供大量支持，向中国百姓分享文化发展成果，为百姓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素质提供了良好条件。

　　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让文物活起来”都是国家支持的重大项目，目的就是要把“中华民族从哪来”的问题搞清楚，让中国民众对中华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大量考古发掘，让地下的文物和地上的文献互证，使得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的基本脉络已经比较清晰。

　　“让文物活起来”则是社会给普通公众提供分享文明成果、了解历史传承的机会。现在全国有6000多家博物馆，还有许多文化馆、图书馆等，公众分享文化成果的机会更多了。优质文化资源的传播，让大家更方便地体会到了文化对自己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建设中开展了一系列普惠的重大工程。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后，大家会发现通过网络贴近中华文化、与文化对话的机会更多了。网上有丰富的文化资源，5G建设扩展到农村，农民们也能更快享受到文化发展成果。

　　同时，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以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等，都提供了很好的文化供给。

近年来，古田持续加大对古田会议会址等革命旧址群的保护与利用，传承红色基因、坚持绿色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资料图为2021年6月7日拍摄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中新社记者张斌摄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诗词热”等蔚然成风，国潮、国风成为新时尚。这十年间的文化发展具有哪些特点和积极意义？背后原因是什么？未来还有哪些文化产业领域有成为新国潮的潜力？

　　张颐武：这些年来的“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诗词热”，其实都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标识，让年轻人对中华文化产生更深入了解的冲动，满足自己与民族历史亲密接触的强烈愿望。

　　新文明的创造要和传统文化紧密连接。为了让年轻人传承传统文化更没有障碍、更容易接近，文创产品是非常好的创新亮点，许多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产品都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另一方面，《中国诗词大会》等一系列节目的播出，也让“诗词热”“考古热”在日常生活里发挥了作用。

　　互联网的发展为文化交流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比如热爱汉服、热爱各种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他们通过很多网络社群来关注传统文化，这些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从未来发展来看，传统文化的传播会有很多新的局面，包括未来在元宇宙里传播传统文化等。再如时尚产品领域，像球鞋的设计，这些年来都出现大量传统文化元素。

　　许多人已经自觉把传统文化的精神融入到产品和日常生活中，这些都会为未来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坚实基础。“新国潮”为文化提供新的可能性，最终也会成为优质的文化资源。

　　国潮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阶段。国潮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宝贵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变成新时代的新东西，也就是以古为新。这样，我们民族的深厚根基才能够不断在老干上开新枝。

　　中新社记者：近十年来，中国文博行业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果？未来将如何创新、发展，不断推陈出新？

　　张颐武：中国文博行业发展势头良好。一方面，一些重要的博物馆不断创新，比如故宫成为网红打卡地，故宫文创产品也非常流行；另一方面，十年来新建了很多博物馆，比如中国工艺美术馆这样的新馆非常吸引人，还有一些民间博物馆也有很好的发展。

　　现在几乎每个去旅游的人，到达一地后就一定要去参观博物馆。这样的情况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各行各业的人参与到博物馆行业，例如义务讲解员等工作。博物馆收藏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文献，起到保护作用；博物馆又将这些文化瑰宝传播出去，起到传承作用。

图为《乾隆题“五经萃室”匾与“五经萃室记”围屏》。中新社记者盛佳鹏摄

　　中新社记者：十年来，中国在非遗保护与传承领域做出了哪些努力？未来将如何推动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张颐武：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人”来传承，它和周边的社会环境、社区文化等紧密关联。十年来中国在非遗保护方面做出重大努力，可以说为全人类的非遗保护做出巨大贡献。

　　一方面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这是文化传承非常关键的部分。比如现在中国有300多种传统戏曲，戏曲不是文献记载，要靠人来传承。目前300多种戏曲都有人来传承，通过人传承下来，才不会让传统文化流失。

　　另一方面，年轻人对非遗文化的兴趣增强了。有关爱者、传承者，文化才能够生生不息、活到未来。未来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非遗文化仍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新社记者：新冠疫情和防控常态化塑造了哪些国民文化生活中的新形态？又带来了哪些行业发展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张颐武：新冠疫情是这几年来非常重大的事件。但在这段时间，我们的文化发展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新亮点、新趋势。其中一个方面是互联网文化传播变得更加方便、快捷，更能服务于每个个体，这是疫情带来的非常重要的变化。

　　比如一些戏曲演员或是一些县级剧团演员，他们都是非常好的非遗传承人，但因为疫情没办法线下演出。通过线上传播，也能得到很多跨地域观众、文化爱好者的高度认可。互联网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助力。

　　因为疫情受到冲击的行业里，跟文化联系密切的旅游业是其中之一。旅游业也创造了很多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让文化传播能走得更远。比如为周边游提供很多优惠措施，对推动文旅发展做出贡献。

　　现在来看，疫情虽然对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新机遇。当人们突破这些限制，便在新的领域里得到了很多新的可能性，以及新的发展路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蒋启明摄

　　中新社记者：文化助力脱贫攻坚在哪些方面获得了成效？未来，文化领域可以为乡村振兴做哪些努力？

　　张颐武：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人类历史上提升和改善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文化助力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方面，优质的电视节目现在可以通过“村村通”工程无障碍收看，5G的普及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助力。另一方面，乡镇的文化中心建设，对于农村的文化水平提升有重大影响。农村人口在物质上告别贫困的同时，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更多的享受、升华。所以，未来包括文化馆、群众艺术馆以及博物馆的建设，都会进一步下沉到农村。

　　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建设资源，令许多乡村获得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以文化特色推动乡村旅游，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

　　其实乡村振兴与文化发展是互相扶持、互相支撑的关系。乡村振兴让中国农村焕发活力，让我们的乡愁有归宿；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同时，乡村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中新社记者：在推动中国文化出海时，更应注重哪些方面？

　　张颐武：十年来，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向全球传达中华民族声音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中国文化出海往往是在精英领域或是比较小的领域传播，现在则在大众文化传播层面也有很多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