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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经济拉响衰退警报谁最受伤？******

　　中新社北京7月23日电题：全球经济拉响衰退警报谁最受伤？

　　中新社记者庞无忌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是近期全球经济的真实写照。

　　一边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爆表”的通胀数据。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9.1%，创40年来新高。欧元区6月CPI同比也创纪录地增长8.6%。各国央行被迫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胀。另一边，全球的粮食、能源、财政、气候等多重危机叠加，部分国家民众生计遭遇威胁。

　　全球经济怎么了？我们是否正在陷入衰退？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副教务长芮博澜(Bala Ramasamy)，欧洲知名电子元器件制造商普莱默(Premo)公司首席财务官费尔南多·戈麦斯(Fernando Gomez)，与中新社经济部主任魏晞展开对话。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现场。翟璐摄

　　芮博澜认为，全球经济正走向衰退，这段糟糕的时期可能会持续12-18个月。能源等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冲击或最大。为了降低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各国政府需要协作起来，共同采取行动。

　　戈麦斯表示，经济衰退的“症状”在夏季之后的几个季度里会显现出来。对于中国，他认为，尽管也会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中国政府会坚决、果断地采取行动，中国将比其他国家更快更早地从全球衰退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不公平的危机”

　　魏晞：最近联合国发出警告称，我们正面临数十年未见的生活成本危机，包括粮食、能源和金融等多个方面，全球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芮博澜：现在全球可以说是危机重重。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是生活成本危机，由于供应链中断，商品的需求和供应之间出现了错位。今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又让本已出现瓶颈的供应链雪上加霜，特别是在能源和食品市场上。这种生活成本危机，事实上是发生在不公平基础上的危机——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危机，而不是富裕国家的危机。富裕国家有能力支付更高的食品、能源等价格，但是中低收入国家却难以为继。最终的结果将是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前挑战还会进一步恶化已经存在的问题，如：收入不平等、贫困、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等。

　　戈麦斯：以欧洲市场来说，受新冠疫情影响，欧洲已经遭遇了超一年的经济停滞。许多经济领域都关闭了，亚洲与欧洲间的物流运输以及一些制造业领域都遭遇瓶颈。这种供应链受阻，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业的价格和成本，这些成本最终传导到其他的经济领域，加剧了通胀和对通胀的预期。

　　“创纪录的通胀”

　　魏晞：6月份欧元区CPI同比上涨8.6%，再创历史新高，这对欧洲民众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您有感受到通胀的压力吗？

　　戈麦斯：通货膨胀已经对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是供应链的投入成本上升。随着物价上涨，人们会对薪水上涨有更高的期望，以期补偿部分失去的购买力，但这对企业的结构成本造成了压力。其次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人们对投资和耐用品的支出下降，这又反过来影响企业的经营。

　　芮博澜：从根本上说，通胀发生是因为需求和供应之间存在缺口和滞后，供应无法跟上需求。这种缺口、滞后不断加大，商品价格自然上升。

资料图

　　“美欧等激进加息，让发展中国家跟着遭殃”

　　魏晞：今年以来，美联储已加息3次，欧元区也开启了11年来的首次加息，这对控制通胀、降低生活成本有帮助吗？

　　芮博澜：我们没有很多工具来控制通胀，其中，加息是最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但问题是：是不是太晚了？因为高通胀的危险其实从2021年年中就已经存在了。现在全球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于是美联储、欧央行在货币市场上采取了激进的(加息)举措。

　　但这可能会加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在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一部分是预期性通胀。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货币贬值。当美国提高利率时，资金会流出发展中国家，从而带来发展中国家本币贬值，进口就会变得更加昂贵。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承受因供需缺口而产生的通货膨胀，还要承受进口型通胀压力。

　　而且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太多的手段来处理通货膨胀，只能被动跟随加息。付出的代价是，它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下滑。

　　“欧元贬值可能加剧通胀”

　　魏晞：戈麦斯先生，人们还担心利率上升会导致欧元急剧下跌。近期欧元对美元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你会担心欧元贬值影响到公司在欧洲的业务吗？

　　戈麦斯：欧元贬值让企业经营者和欧洲央行都措手不及。从理论上讲，欧元贬值对欧洲出口商是利好，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将更具竞争力。但只要我们购买非欧元计价的商品，欧元贬值就会增加进口型通胀压力，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天然气和石油。因此，欧元贬值会让欧洲的通胀状况变得更糟。

　　我的观点是，目前市场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欧洲中央银行反应的速度。因此，货币政策是落后的。但即使欧央行提高利率，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不太可能会回到之前1.15、1.20的水平。而且，在一个高通胀的国家，汇率是多少并不重要，因为货币正在贬值。

　　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他们还有什么“牌”可打。最有可能出现的是情况恶化，欧洲在未来几个季度出现经济衰退。

　　“全球经济正在走向衰退”

　　魏晞：全球经济是否正走向衰退？持续时间会有多长？

　　芮博澜：我相信我们将进入经济衰退，因为通过加息控制通胀是一把“双刃剑”。不过，当我们谈论这些糟糕情况时，必须记住它们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情况糟糕的话，可能持续12至18个月。如果看过去50-60年发生的危机，平均来说，糟糕的时期大约会维持一年。

　　戈麦斯：我认为，我们将在夏季之后的几个季度里看到经济衰退的开始。经济衰退有一些负面含义，比如：高失业率、商业领域的损失、人们遭受痛苦等。但它最终是一种平衡。我们已经看到商品价格在6月份开始急剧下降。

　　魏晞：如何应对全球衰退？哪些国家最危险？

　　芮博澜：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等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各国能够走到一起，试图共同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并在所有国家实施，将有助于解决问题，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没有人可以逃避现在全球面临的问题。目前一个大问题是能源价格飙升，对于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或能更好地承受经济衰退。而依赖能源等资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则处境更为艰难，比如斯里兰卡。

　　“中国经济有望更快恢复”

　　魏晞：您对中国之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看法？

　　戈麦斯：我在中国生活了6年，对中国社会、经济有一些认识。首先是韧性。我已经看到中国经济非常快地从过去的几波疫情中恢复。中国经济的韧性是我们在其他许多地方看不到的。我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是，尽管仍将遭受这场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我很确定中国政府会非常果断、坚决地采取行动。事实上，其中一些强有力的举措已经到位了。中国将比其他国家更快更早地从全球衰退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完)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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